相反，它在现代社会却发生了一个客观归责的轮回。

如果立法活动的结果没有完全满足立法需求，法律制度从调整对象到调整方法、从内容到形式、从实体制度到程序制度、从权利义务设定到法律责任保障、从法律制度效力层次到适用范围等，没有达到国家和社会的法律调整预期，或者立法过于超前，脱离了实际需要，那么，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功能和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立法效果就比较差。⑤当然，立法所创制的法律规范有可能存在不能符合或实现社会期待效果的结果。

《反间谍法》成为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该法条中，并没有规定资源能源安全的具体利用和保护措施，而如何管控加强完善提升保障，《国家安全法》并没有详细规定，这有待《能源安全法》等相关立法的进一步明确。(五)向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和有关军事机关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因此，《刑法》作为基本法律，其关于国家安全犯罪问题的规定，应当与《国家安全法》相协调。但与传统国家安全观相比，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强调国家安全的全面性和系统性。

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可以预测，经过若干年的不断完善，随着国家安全领域治理体系和社会关系调整能力的提高，在条件成熟时，有可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国家安全法》，并将其提升制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体国家安全法》，以全面完成该领域或者法律部门基本法律的立法使命。评价有责性的中心概念是法律责任，将违法性与有责性归于一统的偏见，也正是对法律责任的理解存有遗漏。

因而，我们必须借此次修改《行政处罚法》的契机，实现责任主义立场的制度化。这因而招致了辛普森的反对，辛普森认为法律上的应负责任应当包括道德上的应负责任。所谓一般的经验法则，就是以正常人的经验常识、生活习惯、社会情感等因素作为判断责任条件的根本依据。[27]宁汉林：《中国刑法通史》（第二分册），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47页。

按照这一区分，我们似乎也可以得出行政处罚应当采用客观归责。[59]哈特只是想要表明，法律与道德是二分的，法律就是法律，道德就是道德。

要求违法行为人只有主观故意或过失才能定为违法，把刑法的原则套用到行政处罚，并不符合行政管理的特点。[55]参见熊樟林：《行政违法真的不需要危害结果吗？》，载《行政法学研究》2017年第3期。[50] 这一认识并非空穴来风，法哲学上确实也有类似表述。[103][德]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96页。

[27]又如，在比较法上，《汉谟拉比法典》第229条、230条规定：倘建筑师为自由民建屋而工程不固，结果其所建房屋倒毁，房主因而致死，则此建筑师应处死。在大陆法系国家，譬如，德国刑法学家郭德施密特（J. Goldschmidt）认为，法是一种无主体的理念化的社会财产，就如同风俗和宗教一样，虽然其具有时、地色彩，仍然可以为人们所获知。[31]黎宏：《关于刑事责任的另一种理解》，载《清华法学》2009年第2期，第30页。[31]责任的判断，重要的不是行为时的故意或者过失的心理状态，而是对行为心理状态的规范上的非难评价。

法可能只是利益集团虚拟的良心，是经过处理之后实体化的良心，完全丧失了良心应有的个性追求。这好比霍姆斯对陪审团的告诫一样——先生们，问题不在于被告是否觉得他的行为是不是一个审慎之人的做法，而在于，你们是否这样认为。

它克服了道义责任论和社会责任论的明显缺陷，将法律责任的根据确立为含有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统一体，使法律责任理论的研究更符合客观实际，是一种融合性的双元结构。See H. L. A. Hart, Varieties of Responsibility, 83 Law Quarterly Review 846, 849(1967).凯尔森也认为，一个人在法律上对一定行为负责或者承担责任，意味着如果作出不法行为它应受制裁。

[39]周汉华、何峻：《外国国家赔偿制度比较》，警官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页以下。实际上，未成年人依然需要承担被看管的非行政处罚责任。任何法律责任都应当建立在过错之上，客观归责是对意志自由的冷漠，从根本上否定了行政处罚的民主取向，是历史上公平、公正价值让位行政效率的陈旧观念。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类似认识还一度被沿用至德国法院的判决之中，认为违警犯不能认定为故意时，只需证明出于过失，即应受处罚。[5]洪家殷：《行政罚法论》，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84页。[66]并且，在英国早期，法官对妨害公共秩序的案件，都无需考量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67]如Rex v. Medley案、[68]Reg.v. Stephens案、[69]Rex v. Walter案、[70]Rex v. Cutch案[71]等。

从古罗马到现今，客观归责经历了一个从有到无再到有的轮回局面。本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依照本法及时履行赔偿义务。

目前，这一判定标准正为德国、奥地利、希腊、荷兰、葡萄牙、我国台湾地区所沿用。1925年公布实施《行政罚法》之后，无过错即无责任原则，与法无明文不处罚、禁止溯及既往等基本法理一样，均成为行政处罚适用上确定无疑的法律原则。

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100]冯筠：《道义责任论和社会责任论述评》，载《比较法研究》1989年第2期，第51页。

道义责任论尽管最初只是法哲学上的概念，但它在部门中的应用却十分普遍。[4] 在适用行政罚时，有责性原则（Schuldgrundsatz）亦为不容忽视之重要原则。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在将违警罪从刑法学中独立出来的并对行政处罚专门立法的国家和地区中，采用的几乎都是主观归责的立场。[56] 其二，并不像客观归责者所说的那样，凯尔森和哈特并未将违法与有责简单地等同起来。

[47]孙百昌：《再论行政处罚适用不问主观状态原则》，载《工商行政管理》2006年第8期，第52页。[77] 同时，在英美法系国家，上述认识也早已更新。

从对民法学与刑法学归责原则的发展情况来看，社会责任论除了推动客观归责原则的复归之外，还能够为道义责任论中个人主义的不足，提供一种反思，倒逼道义责任论获得发展，并形成了后来更具理性的规范责任论。但是，与此相对的特殊的经验法则，则是基于特别知识或经验所取得的事实，是一种有效的法则。

[15]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9页。因此，社会关系中并不具有一个统一的良心，犯罪也不可能是基于一个普遍的良心的。

（二）行政违法的客观归责立场 然而，不一样的是，上述由客观归责到主观归责的认识转变，在行政违法上，却毫无动静。这是一种在比较个人法益和超个人法益之后，对后者所作的选择。[76]这种过失推定责任的理解，已经跨入了主观归责的门槛。不过，上述立场在启蒙时代被彻底颠覆，在理性主义哲学基础上，刑法学确立了道义责任的基本立场。

[54]伊萱：《不知怎可成为违法的挡箭牌》，载《中国民航报》2018年5月4日，第003版。[76]韩忠谟：《行政犯之法律性质及其理论基础》，载《台大法学论丛》1980年第10卷第1期，第23页。

[91]道义责任论以精神哲学中的理性人为自己的认识源头，主张意志决定论，以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学说为根本依据。良心只是每一个人自己的情感，只是自己心中的道德准则，它与法并不等同。

如黑格尔曾说：加于犯人的侵害不单是自在地正义的，因为这种侵害同时是他自在地存在的意志，是他的自由的定在，是他的法，所以是正义的。[19]毕成：《论法律责任的历史发展》，载《法律科学》2000年第5期，第44页。